兩個富士康普工的夢想與現(xiàn)實

“白天”已經(jīng)回家，“黑夜”還在繼續(xù)。

陳明遠留下一封信，然后爬上一座樓的樓頂。被攔下后的他被舅舅帶回了湖南老家。陳明遠上火車的時候，他的舍友劉效林沒有去送他。

在全中國，每年有2億多農(nóng)民離開家鄉(xiāng)，踏上外出打工之路。陳明遠和劉效林，是這個群體里的一對合租者。他們的房間里只有一張床，陳明遠上白班，劉效林上晚班，彼此時間正好錯開。

他們和他們所處的群體一樣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斷裂。

失效的節(jié)儉

一張床的價值被比較大化，成為“二十四小時熱炕”

盡管是室友，劉效林與陳明遠并不熟悉。他們在一次郊游活動中認識了，兩個人都想從宿舍中搬出去住，于是，開始合租。他們租的房在深圳一個叫塘前小區(qū)的居民樓六樓。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室一廳，麻雀般五臟俱全。進門的廳里，除了一只黑色的行李箱外，沒有任何東西。小房間里放著一張床，占據(jù)了小房間里三分之二的面積。

整個房間只有一張床。陳明遠和劉效林把時間有效地錯開了。陳明遠對應的是“白天”，他上白班，晚上回來睡覺。劉效林是“黑夜”，白天回來睡覺。這一張床的價值被比較大化，成為“二十四小時熱炕”。

“為了省錢，房租是200元一個月，加上水電費，分攤下來一個人只有一百出頭。”劉效林說。這個合租房里沒有電視機也沒有洗衣機，水電費少得驚人。

他們和億萬農(nóng)民工一樣，為了解決家庭的經(jīng)濟問題，從一處流動到另外一處打工。他們所在的城市深圳，堪稱“打工者”比較多的一座城市，現(xiàn)有的外來務工人數(shù)達到了700萬之多。他們所在的企業(yè)富士康，也算得上中國代工企業(yè)的典范，光深圳園區(qū)就有40余萬員工。

一個沒有疑問的原因是，劉效林和陳明遠選擇合租是由于貧困或節(jié)儉。

1990年，中國農(nóng)民工的人數(shù)不過才2135萬。20年后，這個數(shù)字達到2.29億。在中國的初次分配中，勞動者報酬占比已從1995年的51.4%下降到2007年的39.7%。這意味著，國民收入分配更多向政府和企業(yè)集中。

按照劉效林的說法，富士康的待遇在珠三角算不錯了，但即使如此，算上一個月大約100個小時的加班，也只有1500至2000元。

“其實，他們的薪水要比他們的父輩更低。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一個工人可能只有五六百元。但那時候的五六百元要值錢得多，那時的工人可以迅速地積累一筆小財富，回家蓋個房，開個小店，過上不同的生活。”中國社科院農(nóng)村發(fā)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說。

這使他們面臨的局面比父輩們面臨的要殘酷得多：節(jié)儉已經(jīng)失效。